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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看待全国统一大市场?
发布时间:2022-08-20 13:49 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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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年,我国国内爆发了一场鲜为人知但极具代表性的贸易战。

彼时,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,人民的收入不断提高,“万元户”越来越多,钱包鼓了,消费自然就升级了,表现在服装上,就是掀起了穿西装等毛料服饰的热潮,生产多少就能卖多少,根本不愁卖。

看到市场供不应求,北至河北、东至上海、南至广西,全国各地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票,纷纷上马毛纺工业项目,1985年全国毛纺生产能力为165万锭,1986年就达到了198万锭,增速非常快。

毛纺工业是需要原材料的,羊毛就是重要原材料之一,而我国羊毛的主要产区,是青海、新疆、内蒙古三个省份(下称“羊毛三省”)。

各地纷纷把目光投向了“羊毛三省”,试图抢在其他人前面一步,控制原材料,保证自身毛纺工业的发展。但是,当时我国羊毛产量合计也就19万吨,大约只能满足需求量的一半,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。

从市场角度说,此时处于绝对的卖方市场,“羊毛三省”立刻就动起了歪脑筋,想来收购羊毛?

可以,但是得加钱。

“羊毛三省”先后出台了草原建设费的政策,对卖给其他省份的羊毛按照20%-40%的价格征收,此举直接导致羊毛价格上涨了超过五分之一。

原材料上涨直接压缩了下游的利润空间,对毛纺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,比如不少毛纺厂因原材料不足直接停工,空有生产线,却无法利用。

而且借着卖方市场的地位,“羊毛三省”当时卖给东部毛纺厂的羊毛,还动不动就掺假,添加一些其他杂物,来增加重量,就算是掺假的,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到。

比如,四川康定毛纺厂,这个厂在位置上比较靠近西北,按理说应该比较好弄到原材料,但实际上买不到,逼得厂长“御驾亲征”,跑到原产地好说歹说,不知道喝了多少酒,才艰难弄到了羊毛。

那么,“羊毛三省”能如自己所愿,宰其他省份一刀吗?

结果并不如愿,东部、中部不少毛纺厂见国产羊毛这么难买,干脆转向进口羊毛,特别是量足质优的澳大利亚羊毛,白白便宜了外国人。

而“羊毛三省”的羊毛渐渐卖不出去,导致羊毛大量积压,比如乌鲁木齐一个毛厂里,就积压了多达4000吨羊毛,羊毛卖不出去,牧民们的收入也受到了沉重打击。

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“羊毛大战”,是一场国内版的贸易战。

“羊毛三省”想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,这个出发点无可厚非,但是靠人为制造障碍、以邻为壑,无疑偏离了初衷,最后造成了双输的结果。

除了“羊毛大战”,我国国内还爆发过N多的贸易战,比如1988年河北境内的“板栗大战”,广西和广东的“香菇大战”等等,结果都是双输,而这一系列事件的根源,就在于缺乏一个真正的全国统一大市场。

所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呼声一直都有,且越来越高。

1992年十四大第一次提出要建设“全国统一大市场”,后面的十五大、十七大和十九大都有提到,最近,国家再次出台了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文件。

不过以往的“全国统一大市场”更多是一种提议,建设也行,不建设也行,但这次,属于不得不建设了。

具体原因下面我们会说。

缺乏“统一大市场”,最直接的问题除了“羊毛事件”那样便宜外国人,还会造成“地方保护主义”,导致产业“大而不强”,以我国汽车产业为例。

21世纪初期,各地看到汽车产业前景巨大,大量上马汽车项目,比如天津市计划实现汽车业产值1000亿,广州要打造“东方底特律”,实现汽车业产值3000亿等等。

当时全国有多达22个省份,要打造汽车全产业链,让其成为本省份支柱产业。

为了实现这一目标,除了要努力打造自身产业链外,各省都有“地方保护主义”思维,使足了劲阻止其他省份的汽车品牌进入,最常见的就是本地出租车要采购本地品牌汽车。

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保障了当地人的利益,但这种明显违背市场规律的保护,成为了我国汽车产业大而不强的关键。

我国目前主流国产品牌的销量都不大,2020年吉利全年销售132万辆,长安200万、长城111万,只有上汽560万辆(其中上汽通用五菱160万辆),稍大一点,还有一大批全年销量没破百万的车企。

作为对比,起亚同年260万辆,现代370万辆,丰田952万,本田479万,连第三名铃木都有244万,虽然日韩车企全球化程度比中国车企高,但不可否认,日韩汽车产业的总体整合度明显高于我国。

有人也许会有疑问,我们早在秦始皇时代,就实现了“书同文、车同轨”,莫非还不是全国统一大市场?

“书同文、车同轨”的确是一个很关键的基础性条件,但显然还不是全部,最关键的,是统一的市场准入原则和监管标准,各地不能随意改变。

比如在“羊毛大战”中,“羊毛三省”政府就征收了草原建设费,来刻意阻止羊毛被收购,各地政府采购出租车时,刻意要求本地制造,这类做法显然不属于统一的市场准入原则。

而地方政府这种做法的根源,其实源自改革开放,改革开放固然是成功的,但不可否认,也有很多不足。

改革开放初期,全国确立了要改革开放的思想,但问题是,该怎么改革,该怎么开放,该怎么发展经济,谁也不知道。

这时候,只能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,对过程不做太多干预,而是只着重于结果,看谁能发展经济,谁能搞到钱。

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“不管黑猫白猫,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”。

翻译过来就是,不管什么路线,能发展经济,能搞到钱,就是好路线。(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除外)。

既然是这样,那在行政层面,就必须给各地方放权,才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,放权之后,各地怎么搞,上面一般也不干预,只看结果,反正这时谁也不知道什么路线是正确的,自然就不存在统一的标准。

重要的是要能搞到钱,增加税收和就业。

对于这种先对地方放权,不看过程,也没有统一标准,只看经济发展结果甚至GDP数字的做法,有学者发明了一个贴切的词形容:行政发包制。

在那个年代,如果树立一个统一标准,搞不好会导致大家束手束脚,所以干脆让他们放手干,“中央没有钱,你们自己搞,杀出一条血路来”。

行政发包制下,地方得到了权力,可以专心以搞钱为己任,没有那么多顾忌,能引进什么产业就引进什么产业,什么产业赚钱就搞什么产业,什么办法能搞到钱,就按什么办法来,管它那么多,先搞起来再说。

这种做法有其两面性,一方面大大激

发了地方的活力,大家为了搞钱,绞尽脑汁,确实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;

但另一方面,也导致各地方普遍缺少长远规划,争相上马能赚快钱的项目,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中国半导体产业落后的原因之一。

半导体这玩意,来钱慢、投资大,远不如房地产,也不如轻工业,各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不大。

甚至不少地方为搞钱而搞钱,出租车要求本地化采购就是典型,这种做法虽然不利于汽车产业的长远发展,但可以显著增加本地GDP。

不过总的来说,过去这种“缺乏统一标准”的做法,还是成功的,毕竟那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开拓阶段,不需要太精细化,增量也很大,就算这么搞,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,但巨大的经济增量足以掩盖这些缺点。

但是到今天,“行政发包制”逐渐行不通了,必须有统一的标准,有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。

因为当前的中国经济,最紧要的任务,不是单纯地提高GDP数字,更重要的是突破核心技术,实现产业升级。

还是以半导体产业为例,从2014年集成电路大基金成立以来,全国各地方便掀起了投资半导体的热潮,一窝蜂冲上去。

很多不具备发展半导体产业条件的地方也来横插一脚,比如福建搞了个福建晋华,希望通过引进台湾联电的技术实现福建半导体发展。

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美国一个制裁下来,福建晋华基本凉凉,米乐m6app官网下载

还有不少打着半导体名头的骗局,最著名的便是武汉弘芯,一个叫曹山的人,联合李雪艳租了一个50平米的办公室,就敢号称半导体企业,为了装得像一点,还专门弄来了一台阿斯麦的光刻机。

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武汉信以为真,讲弘芯作为了武汉市的重点发展项目,政府先是向其注资两亿,后续更是规划投资1280亿,以弘芯为核心,打造武汉市半导体产业链。

结果,弘芯在2019年底暴雷,唯一一台光刻机都抵押给银行了,留下一地鸡毛。

弘芯和晋华的悲剧,其实就是“行政发包制”的缩影,各地看到能搞钱的项目,就一窝蜂上马,不顾后果,唯恐落后。

这样不仅失败的几率很高,而且导致资源的严重分散,半导体本就是个资金密集型行业,现在各地的做法,无异于分散了资金,客观上导致了资金的不足。

动不动就要打造半导体产业链,就跟当年发展汽车产业,各地言必称“东方底特律”一样。

如果要突破半导体这种高精尖产业,就必须全国一盘棋,有的地方负责制造,有的地方负责原材料,有的地方专心于封装,每个地方专注于一项,如此才能最终突破。

过去我们经济落后,就好比是一家小公司,小公司就没有那么多分工,一个人身兼多个角色是常有。

而现在,我们是大公司了,分工就是必然的,每个人只负责自己的业务,不能越界,更不能啥都干,别的部门赚钱不关你事,你只需要关心自己的部门即可。

其次,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速,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10%,在增速无法大幅提高的条件下,很多矛盾就会暴露出来。

就好比一家互联网公司,以前动不动一年用户增长一倍,营收也高速增长,公司层面认为,未来一片光明,所以工资每年都涨,各种补贴福利应有尽有,办公室零食随便吃。

从员工角度来说,虽然996、007很累,但是看在每年都可以升职加薪,两年能攒首付的份上,累也值得。

突然有一天,公司发现,用户数量增长遇到天花板了,毕竟国内人口数量是固定的,这意味着,营收和利润也到瓶颈了。

如果再想增加利润和营收,无非是两个办法,第一是内部降低成本,可能是裁员,可能是取消办公室零食,可能是冻结加薪,总之,花钱不能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了,每一分钱都力求花在刀刃上。

国家也是如此,以前增速快,各地方又没有统一标准,所以搞项目动不动就投资上百亿,这种投资很多时候地方政府不一定有钱,去借债也不一定还得起。

地方觉得,只要经济增速快,财政收入增长也就快,现在多花点没啥,未来还得起。

但是在经济增速没那么快的情况下,未来能否还得起就是个疑问了,独山县就是还不起的典型,再这么大手大脚下去,不少地方估计会“独山化”。

所以需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,全国一盘棋,给各地立规矩,哪些钱该花,哪些钱不该花,都要一清二楚。

第二个办法,当然就是出海,国内太卷了,自然要进攻海外市场,但进攻海外市场的前提,是对国内市场进行整合,只有国内市场完成整合,出海的利益才能最大化。

这方面最大的典型就是稀土行业,稀土行业早些年缺乏整合,严重散乱小,在散乱小的局面下,都不用外国人砍价,中国企业自己就疯狂杀价了。

我以前在报纸上看过这样一件事,有一个英国商人要采购中国稀土,结果一堆中国企业大打价格战,打到最后甚至有人愿意只卖50元/吨,跟白送没区别,连英国人都看不下去了。

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层面要组建“中国稀土集团”的原因,再不整合,大家都没钱赚,白白便宜外国人。

在未来一段时间内,行业内整合将是中国经济的主旋律,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,将大大有利于整合。

整合完成后,中国经济的深度将大大增加,这同时也是为了刺激新一轮的资本投入。

过去中国经济有个问题,很多企业更多的以国外市场为主体,这既是因为国内市场比较卷,也是因为国内市场常常不同地方标准不统一。

你作为一个A地的企业,去B地竞标一个项目,往往A、B两地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,B地可能要求中标这个项目的企业,必须在本地制造,零部件也达到一定的本地化比例。

而做完了B地的项目,再到C地去竞标,可能又完全是另一套标准,标准多变使得很多企业无所适从,开拓国内市场困难重重。

从客观上来说,导致了大量国内企业无法做大,只能小富即安,这种不同标准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商业层面,社会层面也不可忽视,比如疫情中,你在A地验了核酸,但到了B地却可能不认,必须重新验。

那么,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,到底需要什么条件呢?

从宏观角度来说,至少有两点,一是逐渐削弱乃至废除“行政发包制”,不能再像以前那样,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标准,也不能为了本地区利益,故意搞以邻为壑。

比如在费用的征收方面,需要有严格的论证流程,不能像“草原建设费”那样,想收就收,想收多少就收多少。

这就需要一份全国性市场准入规则,什么能准入,什么不准入,再逐一清理现行的各地方不符合准入规则的规定。

同时还需要一大堆的配套政策,比如户籍制度要不要改革,毕竟如果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,那统一的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,就是基础性条件了。

还会涉及到诸如高考制度,毕竟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就业,你当然希望子女在当地高考,不用跑到别的地方那么麻烦,尤其是普通的打工人。

第二点,是需要全国层面的产业规划与执行。

地方为什么经常一窝蜂搞某个产业,其实就是没有分工,缺少统一规划所导致的,导致市场就像一个黑暗森林,看到某项产业赚钱,各个地方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,我不去赚,这钱就让别人给赚去了,不行,我必须上,没有条件,创造条件也要上。

这种无序状态唯有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和协调,才可以解决,接下来就需要国家组织大家,说好,广东重点发展什么产业、广西重点发展什么产业、西北又重点发展什么产业。

同时省份之间要注意协调,一省重点发展的产业,最好和邻省能互补,大家都有自己的路子,彼此之间的关系从竞争变成了互补,将达成1+1大于2的效果,就不至于撞车打贸易战了。

不过我们也要看到,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,有可能导致“富者愈富、贫者愈贫”,如果不能抑制两极分化,便会导致一大批省份的经济塌陷,失去经济造血能力,最终沦落靠吃国家层面福利过活的“福利女王”。

这种情况是有前车之鉴的,美国的中西部的红州,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国际化的浪潮中,普遍转型失败,自身产业凋零,深感自身利益被损害的红脖子,把特朗普选了上去。

关于特朗普为什么能当选,一本叫《乡下人的悲歌》的书,很好地解释了原因,作者万斯小时候长时间呆在肯塔基这个深红州,亲眼目睹了这里产业衰落,经济困顿,人们对现状日益不满。

而肯塔基的参议员麦康奈尔,从1985年就开始当参议员,一直到今天,连续37年了,你要说麦康奈尔有多大魅力,令选民一直投票给他,那到未必。

但是麦康奈尔有一项绝技,他能要到钱,准确地来说帮肯塔基州要到钱,肯塔基州本身是个落后的红州,没啥像样的发展机会,而麦康奈尔每年能要到一定量的钱,对当地相当重要,某种程度上,肯塔基已退化为一个吃福利的州。

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:麦康奈尔

很多人说,转移支付制度能解决这个问题,其实美国是有转移支付制度的,但问题在于,美国的转移支付,只是把钱给你,然后就不管了,相当于把钱甩你脸上,你爱干嘛干嘛。

这种做法时间长了,双方都不爽,落后地区觉得,富裕地区在剥削它,叫他们给点钱,还这么不情愿,富裕地区觉得,落后地区就是个拖油瓶。

所以单纯的打钱肯定不够,或者说,单纯的打钱只是鼓励落后地方吃福利罢了,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扶持机制,近年来我国建立了对口帮扶制度,我觉得就很不错。

对口帮扶制度即为发达地区对口扶持落后地区,比如上海帮扶云南,天津帮扶甘肃。

但在对口帮扶的过程中,还是会有很多问题,对口帮扶的产业,未必真的能实现持续性造血,在帮扶过程中,双方如何实现自身利益,也是个难题,要求发达地区长时间单方面付出,这不太现实,这些问题都是硬骨头。

但骨头再硬,也只能碰,只有最大限度抑制两级分化的问题,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才有意义。

毕竟,而不是“扶起东边、倒却西边”。

全国统一大市场战略的实施,可能导致部分人利益受损,但时代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,俗话说得好,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,这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,更是当下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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